【ONE】法是强制的命令

为使分析法学派工作可以开展,奥斯汀做的第一件事是实现语词的帝国统一。
不同的学者对法进行了自己的定性。
而奥斯丁则舌战群儒,一一否定。

布莱克斯通、格劳秀斯、甚至霍布斯、边沁均被攻击。

奥斯丁认为准确意义上的法是一种具有普遍性质的命令。
命令则暗示,此处有两种角色:
一是政治意义上的优势者,二是劣势者。

那么,没有强制含义的“自然法”、“万民法”、“国际法”等等,并不是法。
它们是混进法律家族的冒充者。

【TWO】去掉价值判断的障碍
一方面,奥斯汀认为树立标准时应该以实在的良善为原则。
“正义”、“权利”、“公平”是容易引发争端的伦理标签,不宜展示。

另一方面,他反问:为什么法律之外的东西才是标准,而法律本身并不是?
本身作为行为标准的法律,只能由他者为其树立标准?

这两个反问严厉瓦解了“法学应然话语”的要害。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奥斯汀也将自己“实在的良善”为标准的原则瓦解掉了。

休谟提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分。
实际上,奥斯汀的努力正在于清除“价值判断”这一障碍。
当“价值判断”这一障碍瓦解时,法理学的范围便清晰且准确了:
通过语言的日常使用建立经验性的法律科学。

【THREE】去除杂质

诚如上述,奥斯汀的工作更像是一台严苛的净水机。
法理学流过分析法学派,只剩下极为简约的事实判断。

这对于强迫症型的学者来说,是个天大的喜事。
但其论述的严谨性与正确性尚待明确。

去除掉的杂质,是否属于水的一部分?
我们所说的水,是否需要杂质构成其完整性?

什么是法?
本质主义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许我们的思想还需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July
1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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