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而有力的“自我”

                        真实而有力的“自我”

                  ——简述评论文章The Feminist Depreciation of Austen

   The Feminist Depreciation of Austen是Brown通过辩驳女性主义者们对奥斯汀作品的种种不合理批判来重提奥斯汀历史地位的文章。他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对当时部分女性主义观念的批判,据此重申了奥斯汀所提倡的传统德性,对女性主义的思想源流与进路做出了思考。

    文章开篇便提出奥斯汀的名望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而降低的现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少批评家都曾给予简·奥斯汀的小说极高的评价:F.R. Leavis将其小说中道德上的严肃性视为现代传统的源头;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中表示她的小说标志了十八世纪菲尔丁和理查森创造的小说传统的高潮;Lionel Trilling在《持反对意见的的自我》和《在文化之外》中谈及现代主义的道德和智识上的根源,将她与托尔斯泰、福楼拜等人相提并论……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六七十年代。她的成就超越文学而深入了哲学和语言学的范畴,这都标志着奥斯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但是,在当今群众批判运动比个别思想家更具有影响力的世代,女性主义批评的广泛影响引起了一种微妙的对简·奥斯汀的轻蔑和贬低,奥斯汀被视为一个传统的思想家、守旧派的一员。然而Brown认为,在没有将其完全排除于女性主义者群体之外的情况下,对奥斯汀的女性主义批判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于是他对其中的主要观点一一做了梳理与反驳。

    Gilbert和Gubar《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被视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或规范。她们认为奥斯汀试图教给我们一种“在压力下保持优雅”的德性,这种德性正是任何一位女性主义者所厌弃的。但《简爱》由于更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去理解女性心灵上的困境而受到她们的推崇。“阁楼上的疯女人”显然指的是伯沙·马森,她显然不具有“在压力下保持优雅”这一品质。此书将较为柔弱的女性气质归为自然存在层面的事,而从不从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它。所谓的女性主义批评的作品常常将女权主义的政治权力视为理所应当存在的事,其本身却在政治性上含糊其辞,好比此书也没有为它所声称的、女性面临的糟糕境况提出任何政治上的解决办法。在抒发那充满孤独与疯狂的浪漫思想和赞誉女性精神的分裂的表达中,两位作者没有讨论《简爱》中隐含的反动的政治隐喻,更没有深入讨论任何严肃的、针对女性个体的政治性目标。她们认为走向婚姻的道路是一个不断驯服与压抑个人生动自我的过程,伊丽莎白和玛丽安如是,连《简爱》中的简也如是。但这真是奥斯汀所写的婚姻吗?想要回答为何奥斯汀的小说总以婚姻这一颇具避难意味的行为结尾,我们就要抛弃《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设定了人物自我撕裂与怜悯的主观性前提,因为冷静如简·奥斯汀不会提倡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歇斯底里式的伦理准则。

   NinaAuerbach在《女性的共同体》中将奥斯汀与《小妇人》的作者Louisa May Alcott相比。她认为《傲慢与偏见》中女性角色的结局太过单一,而在同样的传统家长制的大环境中,《小妇人》里的角色则充分挖掘了女性的可能性并培养出了独立于男性生活的可贵品质。问题在于这本小说里没有一个年龄在十四岁以上的女性主要角色,“独立于男性生活”的想法也因为没有经过成年世界的检验而显得十分有诱惑力。 

   还有女性主义作者试图从审美的角度来贬低奥斯汀。Edmund Wilson曾经说过,一个人的阅读品味透露了他的偏好,那么,一个喜欢《小妇人》更胜于《傲慢与偏见》的人,一个忽略了奥斯汀小说在智识上的力量的人,必定在道德准则和价值判断上与奥斯汀有所差异。例如Brown就认为,相比于夏洛特·勃朗蒂,奥斯汀对男性权力要冷淡得多,因为奥斯汀的小说中常常有令人讨厌的男性人物,而简·爱则十分迎合地给予罗切斯特先生怜悯和爱意。因此在审美领域对女性主义观点进行驳斥的意义不大,完全由不同文艺作品中的价值标准的差异而引发的争论往往没有结果,所以Brown认为还是应该仔细考察女性主义提出的贬斥理由。

   女性主义对奥斯汀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婚姻问题。当代批评家们的讨论都被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占据了:奥斯汀是提倡传统的家长制婚姻的人吗?女性主义者对此的理解粗浅而片面:在她们眼中,婚姻仅有的意义就是充当唯一为传统所接受的女性的归宿,在当时不具有任何道德性,心理性和精神性的意义,是女性的无奈选择。Brown 通过驳斥两位主要作家Mary Poovey和Claudia Johnson的作品来辨析问题。

   Poovey的《得体女人和女性作者》中的论述充满了马克思主义色彩。一方面,她在奥斯汀的对婚礼的欢庆描写中发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机制的认同,而奥斯汀却用笔法将其分散在一个个核心家庭的私人领域中——为了转移对人物生存的传统社会境况的批评,为了维护他们所赖以生存的传统道德与秩序,奥斯汀创造了一种应对危机四伏的现实的、浪漫而虚伪的应对措施和随之而来的满足。婚姻由此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与力量的公共事务,与个人的浪漫感情与自主选择完全割裂。

   但Brown提出,如果我们接受社会秩序具有压迫性这一前提,Poovey应该更多地论述小说中恶劣的社会境况与压迫人物的社会制度,但她只是简单粗暴地用一个历史性假设作为全部批判的基础,那就是“在奥斯汀的社会里,女性的浪漫爱情与婚姻制度相悖,这体现了女性的依赖性。”但婚姻中的自主选择权确实有社会基础和社会意义,婚姻也并不一定是参与资本主义文明运行机制的手段,以“核心家庭”为经济单位本就是时代错位的想法。这种个人主义的表现与女性主义的兴起有极大关联,这表现出许多女性主义者对历史背景甚至对女性主义的实际发展进程都知之甚少。

   Brown指出,奥斯汀小说里历史性的内容比Poovey的解读更加意义深远,也更具有抒情性。她的小说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代人,婚姻是小说的结尾和另一种生活的开端,隐含着循环不息的生意,人们以此对抗季节轮转和衰老死亡;婚姻也是对自己和原生家庭的一种拯救,蕴含着改变的力量,是一种引发社会改良的中介。

   另一位作者Claudia Johnson在《简奥斯汀:女性,政治和小说》对奥斯汀的贬低更具政治性。她含糊地指称奥斯汀意图恢复洛克的自由主义的英国传统,却从未简洁明了地说明奥斯汀具有一种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因为这样说会使奥斯汀看上去把握着英国的主流思想,与Johnson对奥斯汀的主要指责理由相悖:奥斯汀的“边缘性”。

    Johnson用了一系列福柯式的词汇来描画奥斯汀的一生。女性的边缘化地位是她提出一系列断言的前提,其中包括女性的文学与艺术是一种取决于男性允准与否的“技艺”或“配置”,遵从于男性的话语权。她没有充分认识到奥斯汀过人的天赋与写作的自由度。奥斯汀写作的主题是否面向政治尚且不论,她也不需要像Johnson一般用政治上的思想派别之分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对女性的边缘性认知也使Johnson在剖析小说的女性人物时有所偏颇,例如她将艾玛的卓越才能视为介绍艾玛的主题,并将凯瑟琳夫人视为对男性权威的拙劣模仿,却故意忽略了她更明显的对女性权威的拙劣模仿。

   在女性主义者眼里,凯瑟琳夫人是《傲慢与偏见》中唯一一个反对父权制并表现出明智政治言论的人,却常常遭到简奥斯汀对于母权的诋毁。Brown提出,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律里,议会更倾向于对女性来说有解放性意义的离婚而非在婚姻中保存她们的财产。因此,这一在女性主义者眼里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行为,即婚姻,早在男性关于财产的特权被削减之前就常常被女性自主否决了。极力描写凯瑟琳夫人对自己财产的效忠是为了让读者思考阶级和财产属性的力量,而不是性别差异。凯瑟琳夫人是长子继承制的对立面而非父权制,她也不是对现实投降的象征,而是对现实的质疑的象征。但那些一切以性别差异为大的女性主义者们是看不到的。

   Brown认为Johnson和Poovey共同认为婚姻总是稳固现有社会秩序的安排,是一种独立于历史之外的支持保守主义的静态机制。但是,奥斯汀展现了婚姻不断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及其进步性:婚姻不再总是和传统的社会机制、和土地庄园相关联,更多与伴侣的平等和谐关系相关联,婚姻幸福也从不是仅存在于理想的状态。

   在诺顿文集女性主义选集中,奥斯汀仅仅作为儿童文学的片段所展现,这意味着年轻的女性们将无法学习奥斯汀笔下人物所表现出的种种德性:艾玛的自我反省,伊丽莎白面对达西求婚所表现出的沉着冷静,和安娜所表现出的灵性。这些都是使女性在压力下保持优雅的的良好品行,却一直被十五年来的女性主义所忽略。女性主义者们所提倡的主要德性是一种能使身份卑微如侍女都能走上成功之路的“魅力”。这使我想起了麦金泰尔《追寻美德》中提到,“魅力是现代特有的性质,那些缺乏或假冒美德的人常常靠魅力而在独特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各种境遇中蒙混过关”。

   Brown对于女性主义的种种批判深刻揭露了女性主义思想的种种问题:对女性“自我”的狭隘理解与片面追求,脱离整全的社会关系而推崇女性不受约束的自然天性的思考方式,以及由此生发的对婚姻这一本质上是建立社会联系与纽带的行为的贬低。这与《美国妇女解放的神话》中看似成功实则失败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脉络极其相似: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关于女权主义最初的两个辩论,一是从存在层面认为男女自然权利天生平等的辩论,二是希望政府关心妇女内在的道德和精神问题。这间接导致了此书作者所面临的现代美国妇女被挤压在传统和现代的这两种经济保障形式之间的糟糕境况。将几本书目统归来看,女性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既没有从内在让女性意识到真正的“自我”不是飘忽而虚浮的精神性存在,不是那些富有浪漫色彩的想象与叛逆,而是建立在自身道德的持守上,建立在对家人朋友的关心上,建立在对婚姻等其他社会关系的衡量与选择上;另一方面,也没有从外在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角度对女性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也没有从这些角度为女性建立真实自我提供外部条件。

   Brown在文章最后提出,真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会对现存的境况给出最深刻的质疑和挑战。女性主义传统将社会视为结构完整、相互关联的整体,这意味着女性的利益不一定与其他群体的利益相悖,而被视为整体利益的一部分。奥斯汀小说的超越之处也就此显现。


April
3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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